[转] 北京的慢性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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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经有一年多了，但至今还是常有人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你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公司，却会在一夜之间决定彻底离开北京？"问的朋友多了，于是，我想倒不如把我是如何"被北京抛弃"的原因说说，也好省些口舌。

北京的慢性驱逐令

从1996年的建军节乘火车到北京，直至2007年8月与人签订售房合同，我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1个年头。其间，住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办公楼，住过小南庄的居民楼，住过万寿寺的老院子，直至自己买楼置业。过去的11年历历在目。

说句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北京人的，虽然对老北京不够上进和锐气有些失望，但多元的北京文化不像上海的市侩、小气，也不像南方人的生意、烦躁。恬淡、性情的文化使外来的人们感觉不到太强的排外感。倒是外来的人群对老北京有些"排内"。

然而，我终究是成不了北京人的。

1998年，我跳槽到一家新的报社工作，报社提出员工档案要统一放到（原）电子人才中心管理，我托老爹去浙江丽水市最早分配的工作单位调档。结果告知：因为原来与单位签订的5年劳动合同没有执行完，我就擅自离职，剩余年限需按每年1000元交钱后才能调档。

我当时就有砍人的冲动：当时在丽水工作半年，一个月400元工资，一共才发了我二千多元的工资，现在居然要收我4000元——半年白干不说，还要倒贴钱。如果是大城市，我也就认了，丽水这么个"浙江的西藏"也值得我打破脑袋往里钻？

单位领导还算"仁慈"：你还没干满一年，按理，要照五年计算，我们就只算了你四年的钱。

后 来有一次，总编曾经提出可以帮我的户口"弄"到北京。当然，我因此会欠他老大的人情，我还不得不和报社签订长期的"卖身契"。考虑到用"自由换户口"不是 什么划算的"交易"，我也就没应这茬——户口这种老掉牙的玩意迟早会死掉的，说不定十年后就没什么用了，社会总不会倒退吧？

2000年底，我去了《计算机世界》报社。突然有一天，当时一位领导不知抽了什么风，要求员工把档案在限期时间前必须把档案调到北京市人才，否则工资只能拿到正常工资的1/3。

这一下，全报社的同事都忙活了起来，我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我的档案还在电子人才，当我去电子人才办调档手续的时候，被告知：户口不在北京的人员档案不能在北京不同档案管理中心之间直接调档，须先调回户口所在地，再调过来。

于是，我把档案调回到了老家县城的人才中心。再委托人将档案调至北京市人才。过了很长时间，每次打电话，北京市人才总说没有我的档案。只好打电话问县人才，告之：档案被北京市人才退回去了。

又打电话问北京市人才，工作人员说，你的档案在县人才，我们没法接收，你必须先高到当地地市一级以上的人才才可以调过来。

我又托老爸将档案调到了当地市人才。又过了很长时间，北京市人才又说档案被打回去了，原因是我当初没有转正就离职，档案里没有"干部"身份。我终于明白了：北京是"干部"呆的地方，不是"干部"就免进。

从此，我患上了档案过敏症——一提到档案，脑袋嗡嗡作响。

报社和我类似的情况很多，领导的"高招"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

过去在北京没有户口是无法上车牌的。尽管一直想自己买辆车，但一想到上车牌还是找北京本地户口的人"挂靠"，这又是件脑袋大的事。

2001年十月，北京市宣布拥有工作寄住证（工作居住证的前身）的人可以允许上车牌。我的"寄住"证是前一家单位办的，没有按规定交回，不过快到期了。我赶紧挑了辆车去上牌，工作人员疑惑地看着我：这个玩意儿能上车牌吗？

你没看新闻吗？我心里忐忑不安地回答，紧盯着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看到他的脸皮松驰着，我心安了一点——总算有自己的车牌了！

2002年小家伙出生后，麻烦又要开始了：有小孩的日子过得很快，以后的上学又成了一个麻烦事。交赞助费倒在其次，更担心以后考大学——北京的教学应试能力没法和浙江比，小孩要在北京上学，回浙江考大学就惨了。原来大学同班的北京同学分数要低200分左右，这种成绩在浙江是上不了大学的。分数线的差异可能要了小孩未来的命。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中国的改革过乐观了：几千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比蜗牛都慢，而小孩却长得飞快。也许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真正的自由户籍制度的了。

离京：无奈的选择

选择离开北京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11年。在北京，我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了一个中年人。但最终，我决定离开北京——我想无论我多努力，我终究成不了北京人。

2007年春节回家后，我断然决定：准备离开北京，停止公司开展新业务，老项目执行完后就关闭公司，卖房子离开。

对南方人来说，北京是脏，北京是干，但其实这些都可以适应，而一次次政策性的歧视让人有不如奴隶的感觉——即使是奴隶，他的努力工作也多少会搏得主人的一些欢心；而那些对外地人的羁绊却像故宫的一重重门槛一样走不到头，而且坚不可摧。

所以，故宫我是不喜欢去的，除了有一次陪长辈，我从未进去游玩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阵旧的，封建的象征，体制的"故宫"我已经走厌了，再不愿去看那形式的故宫。

2007年回到杭州，买了一套房子，找了一份工作，今年上半年时把户口转到了杭州，小孩也顺利地进入了小学。打工的日子花钱没像以前那么随意了，但我还是认为自己的决定并没有错。

窗外秋雨迷离，我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脚印，一步一步从浙江走到北京，又走回到浙江。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一段北京的创业史都随风而去，只在记忆里隐约可见。

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是我抛弃了北京，还是北京抛弃了我？我想也许在北京看来，我是一个寄住者，我去北京是和北京人抢地盘、抢资源的，所以，我遇到的事总会在有意无意地驱逐我。一些朋友从国外回来，最后又走了，我于是想：是祖国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抛弃了祖国？

中 国太多的东西沉淀了几千年，以至于每个人对它熟视无睹。当人们习惯成自然的时候，不合理也变成了合理。就像有多少人知道蛋白精的存在却当成了一件合理的 事，这是一种可怕的沉沦，这种沉沦的更可怕之处在于沉沦者的不自知——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人还隐藏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它因此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所有的社会环境。